文艺观察

       各位朋友,各位同仁、同道:


       首先,感谢各位能到场!我知道,我也相信,我们今天坐到一起,不只是搞一个聚会,要的也不是吹捧,要的是说真话,要的是批评——批评大于肯定。
       写作是个人的事,围绕写作的得失也是我们个人的事。个人的事,文联搭了这个台,给了我个人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——也是展示、交流的机会;所以在这儿,我要特别地感谢绵阳市文联、感谢文联马培松主席!
      说到感谢,有一个人,我得提到。从1987年认识至今,整整30年了。我能在文学的路上走到今天、写到今天,他是起了引路作用的。他就是雨田,我喊雷哥。世俗的关照一直没少,但我记忆和感触最深的还是精神上的关照与感染,特别是他在南河坝租房住和住东河坝的那几年——他创作《纪念:乌鸦与雪》、《麦地》、《四季歌》这批作品的那几年。
      会议叫研讨会,我的发言叫分享。分享本身应该是让人很舒服的,有所收获,估计我做不到,也许我分享给你们反倒是一些不舒服、一些疼痛。
       在座各位,差不多都认识,很多都是老朋友——文学老朋友。我们因文学而认识,因文学在一起,走过一段无法重走的难忘的文学之路。这当中,有写诗的老朋友,有写散文和小说的老朋友,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结识的老朋友,有后来九十年代和新世纪认识的老朋友……提起老朋友,就有些伤感。眨眼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,时间好像不是流走了,而是在我们身上结了疤,变成了白胡子、白头发;青春找不回来不可怕,还有记忆,可怕的是我们的初衷、初心也找不回来了。如果我这阵问,现在的你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你么?你该怎么回答?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答案么?一个忠于内心的答案。
     我的答案的是,我们很多人都变了,不再是当初的那个“我”了——就是一直在写,也变了,也不再是你自己了。实话讲,上世纪八十年代真是一个值得回忆的美好年代。有时我会认为,我这一生,我们这一代人,能引以自豪的就是经历了八十年代。时代在苏醒,我们也在苏醒,一年一年,身体带动精神,像解冻一样地觉悟,就像从拂晓到了大清早,又不是顺顺当当地,时不时来一场倒春寒。我个人真正懂得一点人性,明白自己该做什么,就是在这个年代。三十年过去了,要说读的书应该是那十年的几十倍,视野应该也开阔了几十倍,相比之下,行走的路就更多了;然而,下细想来,我并没有改变什么——对世界的认识、对人的认识、对文学的认识,以及我的人生之路。
     这两年,我不时会问自己: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自我反省能力的?我知道,一个外在的标志是从不写日记开始的。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写日记的呢?从写博客开始。硬盘上日记簿里的几十万字都是从博客上粘贴过去的。换句话讲,是从写作上了路开始的。
      写作上了路,也便是上了贼船,自我要求多了、高了,欲望多了,虚荣多了,焦虑也多了。你已经是某某某了,不得不维护这个某某某、提升和拓展这个某某某……这可是无止境的,在文学这艘贼船上,除非你学会放弃。
      这两年,我又开始反省自己了。反省发现,有些东西很可怕,内心的一些东西,不安的东西,它们是写作带来的,却又是违背写作、有害写作的。如果扯到时代、扯到大环境,很容易就原谅过去了;但我不能原谅,必须尽其所能纠正。他人可以持环境决定论,可以将自己的堕落归罪于环境,但一个好的作家不能,因为不良的环境还等着你去影响、改变。
      我想,我自己身上那些不易察觉的变化,也是在座诸位的变化。功利主义排在第一。我们为什么写作?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写作?我想,是一种冲动、一种审美,不愿意走大多数人走的人生之路;还有就是你对语言的敏感。简单地说,就是要做自己、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人。这当中也有功利和虚荣,但这种功利是超乎庸俗的,是贝多芬式的功利——贝多芬说过一句很骄傲的话:公爵过去有的是,现在有的是,将来还会有, 而贝多芬只有一个!从某种意义讲,我选择走文学这条路便是中了贝多芬这句话的毒。人活一辈子,能自始至终做自己,把自己和芸芸众生区别开来,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。区别开来的可以是外在的,比如奇装异服或某种发型,但更多是内在的、内心的,某种价值的认同与坚持,某种审美的不放弃,某种勇敢——对有害于人的、有损于真正文明的恶的鄙弃,不同流合污,哪怕这恶占了上风。
       当然,一个作家区别于他人与其他作家的首先是作品。对于一个作家最美好的想象,便是百年后还有人读他的作品,不一定是在教室里朗读,也不一定是在城市的某种聚会上朗诵,有一个人拿了你的书独自去到山野、边走边读就可以了,或坐在森林里悄悄读,通过作品穿越、与你相会。就像我有些时候跟沈从文、跟曼德尔斯塔姆、跟茨维塔耶娃,一种隔了河的相会,甚至相惜、相爱。
      通过写作把自己区别出来,换句话讲也是获取一种存在感。获取存在感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,有人靠积攒财富来获取,有人靠取得官职、地位来获取,还有人通过原始欲望的满足来获取……然而,这一切在我的理解中,都不是文学意义的存在;文学意义的存在是自省的、独特的、个人的,而不是混同于主流的“知名、着名”。文学意义上的存在感更接近一个人本身的存在感,有种超越性。然而,中国式的存在感恰恰与真正的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感相反,就是做人上人、做有钱人、做权利中人。中国人的存在感就是优越感。 
       作家的存在只有一种,那就是写作,他获取存在感的途径也只有一种,仍然是写作。很多人把写作后亮相(发表、获奖、上电视)的满足当成了存在感,是一种错觉。
      回到功利主义。上了文学的贼船,功利主义随即而来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功利是什么,我的功利就是挣稿费。我的功利不是拿文学做敲门砖,写出一部得鲁奖、茅奖的东西来,然后去占一个与此匹配的位置。在我的眼里,在我对写作最初的理解中,鲁奖、茅奖都不是什么,或者说与我无关、与我的写作无关;写作就是我的人生,有什么奖项可以与我的人生相比?
       我写作的功利就是挣点稿费,拿了稿费过后便随即退却,退到一个足够僻静的地方,但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。退却一直都是我的理想和审美,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。外面的一些场合,不只官场、生意场,包括一些看似很纯粹很私人化的场合,我都不敢恭维。我想说的是,审美不单是一个美学术语,更不是一个文艺专用词,而是一个包含了思想和价值判断的、具有哲学、社会意义的术语,它还包含了人性——尊重人性。一个人如果懂得审美、懂得美,他怎么都不会是一个坏人。不懂得审美的人很容易走到人性的对立面去,一个集体、团体也是这样。今天,我们或许正面临一个这样的境地,就是美被颠覆了、被破坏了。外在的自然之美几近消失,代之以人工打造的伪美;内在的心灵也都失去了道德底线,完全受制于物欲。追根溯源,我的不参与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悲哀,那是一个黑洞,人性大面积溃烂和坍塌后的黑洞,你无法参与进去——参与等于自毁。
      就我的理解,一个作家、艺术家的的生活无论有多复杂、多糟糕,心都得干净,精神都得干净。在作家、艺术家的身上,往往能体现出孩童的天真。内心的干净也是一种天赋。 心地干净,精神干净,换个说法就是真实。一个作家,先不说水平、不说天赋,先说真实——敢不敢真实地活着、真实地说话、真实地思想、真实地记录……敢不敢?如果我们选择了写作,却又活得比一个商人、一个政客、一个广告代言人还要虚伪、还要善于算计、还要不负责任,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自己写出什么?
      好了,今天下午,大家既然是为我的三本薄书坐到一起来的,那么,我得把话题收回来,介绍一下我的书。
      三本书都没有跋、没有后记,也没有请人写序,只是《白马人之书》有一篇自序。其实也算不上是序,不过是篇文章。
      先说《白马人之书》。《白马人之书》是一个“失败的选题”。作为一本关于岷山地理与白马村落的散记不好说成功,但也不存在失败。我说的失败是针对做一个规范的选题来说的,因为书中掺杂了太多个人的东西;但这是我写白马人的初衷,也是我想要的——文学白马。无法相容是这本书最大的局限,也是写这本书最大的困难,我也许能很好地融入白马的地理、历史,融入纯美学的白马,但我无法融入白马的现实,无法融入、理解每一个具体的白马人的内心。
     《白马人之书》能够和长篇《飞地》一起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纯属偶然和巧合。《飞地》的选题已通过了,《白马人之书》的稿子还在南京一家出版社。如果这家出版社看稿的编辑眼睛亮一点,把作者打上眼,给一点稿费,那么这本书应该在2016年便由他们出版了。我写作有三十年了,三十年做了一件事,三十年的付出,我坚持一个原则,也是我的作品发表、出版的底线,那就是不仅不自己掏钱,还要有一点收益。还有,如果余幼幼早一点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上班,《白马人之书》就让她做了,那么,今天我们看见的可能就不是《隔了河的会见》,或者不止是《隔了河的会见》,可能就是《白马人之书》和《隔了河的会见》两本。
      2016年1月20日,收到朋友转来的消息,南京的出版社不给作者版税了,书可以出。我当即撤回书稿。差不多就在撤回书稿的第二天,也即是一个闪念,我发私信给花城出版社的孙虹——她在做我的《飞地》,自荐《白马人之书》给她。孙虹听了,很有兴趣,但也告诉我出版有难度,叫我先把书稿发过去。隔日,便接到朱燕玲的电话,说孙虹读了《白马人之书》很激动,跑到她办公室来兴奋了一个下午,一口答应她要做这本书。那天下午,燕玲主编的电话是我写作以来得到的一次最高、最真实的褒奖。两个阅字无数的女人,一个主编,一个总编,在办公室读我的书稿、谈我的书稿,那情景是愉快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激越的。重读自己的文字,平静下来想,我或许配不上这褒奖。待清样出来,边校边读,又觉得那发生在《花城》主编办公室里的一幕并非幻觉,也未必就是两位大编一时心血来潮,而是我的文字犹如一块涪江奇石扔在海子里,带给了她们多少有点倦怠的神经与心灵一点刺激,包括疼痛。
      1986年,我从师范学校毕业教书的第三年。那年暑假,我带了两本书和二十元钱,去到与九寨沟长海一山之隔的王朗自然保护区住了20天。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白马,走进夺补河。
      2006年——20年之后,我与蒋骥在交西岗阿波珠家的木楼住下,开始有意识地拍摄、记录白马人。在这之后的10年里,我在夺补河流域进进出出数十次,与白马人、白马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。别人都在绵阳、成都买房,我倒是想在白马买房——还是买不起。那是爱,也是一种自身的适应。在城市,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和围栏,你无法拒绝被纳入这部巨兽般的机器中运行;而在白马,在夺补河,你就是你,甚至你只是你,你只需面对青山、雪峰、蓝天和白云。

  蒋骥到白马拍片,我到白马发呆、看天看云、听阿波珠唱歌、和阿波珠喝酒。发呆自然也是感觉、认识与记忆。包括去山那边九寨沟的白马山寨,去甘肃文县、舟曲的白马山寨。10年里,蒋骥去了白马多少次并不记得,但我去的次数一定要比他多很多。我除了陪他去,也陪其他的客人去。

  开始几年,我只是零星地写一些文字。写听阿波珠唱酒歌,写与蒋雪峰、刘强在祥述家抵达诗歌,写尼苏的眼泪。很早便有写白马人的想法,直到2013年,才付诸于行动。

  白马人一直都生活在疼痛里。这疼痛就像森林里那些老树的结节,不是连续、长久地疼痛,而是疼痛在某些节骨眼儿上,外族的入侵、官府的逐杀、自然灾害的无情。今天,我感觉到的白马人的疼痛有两种,一种是生存环境的被占与被毁,一种是文化的失传和价值观、审美观的异化。今天去夺补河、汤珠河、白水河,这种生存环境的毁坏触目惊心,而异化导致的生活的改变则是不易察觉的。

  在这本书里,我想书写的、我可以书写的,有白马人的生存环境,也有白马人微妙的内心变迁。人类存在的主调就是挽歌,但我们听不见人类的挽歌了,尚能听见白马人的挽歌。人类悲剧的发生是全人类共同的,不可旁观,但白马人的悲剧仿佛只发生在白马人身上。

书出版了,不用重读便知道与我心目中的、想要写的那本《白马人之书》还有很大的距离。这样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。

最近,读陈霁兄的《白马部落》,读到很多白马人和他们的故事。很精彩,也都是悲剧,陈霁兄写得也很精彩。《白马人之书》的定位是“文学白马”,我想在书中保持的是一种文学性,不知道是否保持住了。

      关于白马人,可以搞一个专题讲座,它的历史悠久曲折,现状不容乐观,作为一个部族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的方方面面。有研究这方面的专家,土专家洋专家都有,我就不在这儿啰嗦了。

   《飞地》是我的第二部长篇,到底是怎样一个小说,我也说不好。《花城》2015年第1期发表第三部分《鹿耳韭》时,为了配合微信平台,我写了一篇创作谈,叫《飞地的诞生与意义》,算是交待了小说创作的起因和动机。
      1988年秋季,我来到岷山东麓河谷一个叫阔达的地方教书。阔达有个叫楠木炮的小地方,1956年以前是白马土司的一块飞地。据府志记载,这飞地的由来很蹊跷,竟然是为了保一个人的性命而躲避大清律例。楠木炮原本是汉地,清道光二十六年才划归黄羊关土长官司管辖。一李姓富户,膝下无子,抱得一个外号叫“老好人”的女婿。女儿当家,女婿无权掌管家财。岳丈很喜欢女婿“拿蛮当驮夫”,但女儿不喜欢,嫌他又笨又傻,暗地里找了个嫐家。儿子李牛娃长大了,见母亲年龄大了还不收心,很是不满。某日父亲去了松潘,儿子又见母亲跟嫐家勾搭,抓起刀便去劈杀母亲的嫐家,结果误杀了亲生母亲。阔达地方上将此事以“逆伦案”告之龙安府,李牛娃被逮捕,以大清律例当判死罪,且县官有“教化无方”之责当被革职罢官。县官无计,一手下说:“龙安有土司番地,番地未受王化,如果将楠木炮划归番地,朝廷的律例便是管不了了。”于是,楠木跑便成了飞地。

  我在阔达呆了五年,时逢挖金、抽猪苦胆事件,给我的印象很深、震动很大。扁担一样的独街让我流连忘返。幺师馆子里的烧白和白菜汤回味至今,小裁缝热辣的目光和鼓荡的胸脯别有戏份,关于达瓦山暗河里金子的传说也让人倍感神奇……特殊的地理风貌,场镇上面一里的黄莲溪,场镇下面两里的葫芦溪,以及黄莲溪背后的笔架山、葫芦溪背后驼峰山,都让阔达有种封闭性。涪江对岸的老木花像一匹兽脊,适时分配给我们的青春细微的冬阳。

  1993年我离开阔达。一直想写一篇阔达背景的小说,也不止一次地写了,但都写失败了。2009年初冬,我又一次开始写阔达背景的小说,这便是发表在《花城》2011年第2期上的中篇小说《飞地》。


  创作谈开篇还有一段:“我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。时间无所不在,像雾霾,出生、活着、创造、消费、爱、衰老、死亡,生命无以躲藏和逃遁;结局早已注定,完成之后又怎样?近百年的社会现状加重了我的悲观情结。什么时候,我开始幻想有个飞地,它脱离时间,脱离文明,呈现的是一个自在、完满的别样的世界,像我某个时刻的内心;它不是桃花源,不是理想社会的缩影,而是一个永恒的境地,但又是自然生态的人的世界。它超出的底线是死亡,本质是一个无限放大的片刻。”算是道出了我写这部小说以及小说本来的意义。

  原本就一个中篇,没有要写长篇的计划。有一天,外省的一位作家朋友读到《飞地》,发邮件建议我续写成一个长篇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《飞地》。

平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,我从小就听外婆讲起红军过境的故事。一些原本很不正常的行为,在某一社会阶段显得很正常,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又显得不正常了。这便是历史的不确定性,也是历史的真实性的过滤与沉淀。当一种片面的、极端甚至邪恶的认知主宰我们大脑的时候,我们的价值观便会出问题,眼睛也是看不见真实的;而当我们淘洗掉占据着我们大脑的污垢,重新获得学习与思想的自由之后,我们的眼睛才又能慢慢地看见真实与美,历史也才有可能呈现出本来的面目。

     然而,《飞地》终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,历史仅仅是它片断性的背景。

      三年后的2012年秋冬,我完成《飞地》第二部份《旅行家》。2013年签约巴金文学院。在签约的两年里,完成了后面三个部分——《鹿耳韭》、《汉阳造》和《夺补河》。文学院的签约给了我完成《飞地》的压力与动力,特别是《鹿耳韭》的发表与转载,让我对《飞地》有了一点信心。

     《飞地》是小说,真实背景的纯虚构,但里面有我的生活、揉进去的生活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阔达小镇教书的生活,甚至包括一些隐秘的思想与感觉,小说化的。我试图在《飞地》里要表达的,有抽象的对时间的看法,有历史观,有对边地人性的捉摸,还有自然对人的启发,甚至有想明确而不能明确的政治态度。《飞地》是几种生活的叠加,换句话说是虚构或再生。

      小说不是政治,但它的背景和人物摆脱不了政治。政治永远都在文学审美的范畴内,没有哪个作家可以剔除。田瑛、朱燕玲是与我同时代的人,我们对小说诸多元素的理解更为接近,对于《飞地》中个别有争议的情节与细节也容易达成共识。然而,与作为两代人的责编就不一样了,他们是过去时代的缺席者,更多是从书本到书本,常常对小说中的某些本属正常的情节与细节表示出惊讶、惊诧甚至惊恐。  

     一个作品的出版,往往都会遭受不同程度地被阉割。《飞地》里莫须有的“热军”这一名词的出现,便是阉割的刀痕。

     《隔了河的会见》集结的是我的阅读生活部分和个人经验的部分,它距离我的思想、审美乃至我的灵魂是最近的。当我重读里面的一些篇幅时,仍能感觉到写作时的温度。我特别自恋里面那些诗性的表达,与自己当时的思想、欲望、感情本身的混沌或者说暧昧非常吻合。

     《隔了河的会见》审稿发现的问题最多。三本书中,我比较偏爱这本。拿到书之后的这段时间,我重读了里面的几篇,觉得没让自己失望。前几天,福建莆田的作家黎晗发私信给我,说他读了这本书,觉得好,第一辑特别好。这之前,深圳的作家小虎也觉得好,微信转给我五百元钱,只买《隔了河的会见》,送朋友。

余幼幼是我认识最晚、年龄最小的写作同道。一个晚辈,个性十足,才华横空,至少在我刚认识她的那两年是这样,且对眼下的写作有着独到的视角与甄别。

  这些年,我读了一些书,写了一些读书随笔,自觉还过得去,有写阿赫玛托娃的《母性的河流》,有写内米洛夫斯基的《隔了河的会见》,有写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《第三者的阅读》、写茨维塔耶娃的《钉子和钉子上的绳子》,更有写曼德尔斯塔姆、写沈从文的系列……读到好书,触及到了灵魂,审美的闸阀打开,这样的书写畅快而勇敢,往往都能在比较与联想中,道出自己最真实、最深邃的直觉、思想与想象。

两年前,我将这些随笔编成书稿,取名《隔了河的会见》,交给南方一家出版社——其实就是花城出版社。编辑看了,说可以出,但要考虑市场效益,建议修改成介绍作家和作品包括逸闻轶事的通俗读物。我没答应。书没能出,但在我的想象中已经有了雏形,它是一个洁白的、思想与文艺的集合,也是我个人语言的集合。

       2016年9月,机会来了,余幼幼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上班,在做一套散文,已签约罗伟章、于坚、何大草。我自荐了《隔了河的会见》。

合同签得很快。书稿发过去,合同就寄过来了。

       然而,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顺利。书稿是纯随笔,我希望能出一本纯粹的随笔集,分两辑,一辑是读外国作家的,一辑是读中国作家的。在看稿过程中,余幼幼与我提到书稿有重复的地方。因为我的阅读是渐进的,跨了十几年,随笔写作也是递进的,自然会显得重复,特别是涉及曼德尔斯塔姆的系列。针对这个问题,幼幼和我商定换一些稿件。于是,书稿这才有了现在的样子:一辑读书随笔,一辑个人散文。

       春节过后吧,我接到文学出版中心张主任的电话,她抱歉地告诉我《隔了河的会见》终审未过。她语焉不详,但我还是听明白了——写前苏联作家的几篇随笔尖锐了。为了表示歉意,张主任又一次赞美了我的随笔。我表现得无所谓,觉得这是一个宿命,《隔了河的会见》是一个宿命。张主任提出了两种方案:一是动一下稿子,局部动和动整篇;不动稿子的话就放一下,等过了十月份再出。

     最后,余幼幼和我采纳了第一个建议,我又补充几万字的散文,撤下了所谓尖锐的那几篇——终审很有水平,被撤下的几篇恰恰是第一辑里的精华。

      书出来之前,我也不晓得撤下了哪几篇,责编也没有告诉我;直到前出出版后,才晓得撤下的有《母性的暗流》、《活在海里,或死在岸上》、《不容删改的序言》、《布拉格之手》、《钉子和钉子上的绳子》以及写鲁迅的《守夜人随想》,一共六篇。

《母性的暗流》最早以《暗流与人间之花》之名发表在《作品》2006年第9期,《钉子和钉子上的绳子》发表于《随笔》2013年随笔第8期,《活在海里,或死在岸上》发表于《青年作家》2014年第1期,《布拉格之手》稍早发表在《山西文学》并由《读者》转载,《守夜人随想》最早发表在2007年的《广西文学》上。

现在,要出一本书不难,但要出一本以手写心的书很难。这是没有办法的,所以一个有出息的作家,要做好在硬盘上写作的准备。不是不写给当下,是当下不接受你、当下要过滤你。这个当下也是变动的、充满变数的,不是一刀切或一根墨线,可能南方、沿海地区会开放一些,包容一些,或者说敢于当担、对作家作品负责一些;而内地会保守一些,缺乏担当一些。

       对于自己的书能出版,我始终是充满感激的。感激我这一路上遇到的,认可、欣赏、给予支持与鼓励的编辑和写作同道。比如《萌芽》的老编辑周佩红,她本身也是很优秀的散文家,我前头三本书的出版都和她分不开;比如《花城》主编朱燕玲,她们的眼光真不是只瞅着主流的走红的作家,她们总是了望得更远,不忘发现边缘的写作者;还有安昌河《羞耻贴》的出版人张春晓、王其进,他们的眼光和付出开始让真正埋头写作的人受益……我们写作,或许纯粹是为了自己,然而写出的作品最终还是要面世的、给人读的。这个时代越来越虚幻,越来越充满变数,也越来越冰冷,每一个人都感觉越来越孤独,由此,阅读仍然是我们内心的一种需要。在这个时代感觉孤独和冷,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到别的时代去约会、去取暖——这便是我说的隔了河的会见。真是这样的,读曼徳斯尔塔姆,读茨维塔耶娃,读依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

      现在,我要回到我发言主题,也是培松主席希望我讲的,我想应该叫正题,那就是我个人的创作是如何接“地气”、如何“深入生活”的。

实话讲,我没有想这么多。创作之前没想,创作当中没想,创作过后就更不得想了。我们每一天脚都踩在地上,每一天都在过自己的日子,所以,对于我这样生活在底层的写作者,每天都在深入生活。你能做到双脚离地吗?你能逃避你每一天的生活吗?每一天的生活,日常的、世俗的、公共的生活,精神的个人的形而上的生活,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窘迫、痛苦、矛盾和压力,精神的困惑、病痛、无奈甚至绝望……你逃脱得了吗?

       每一年,我都有一些精神出现困惑、甚至是危机的时候,春季和秋季,我无数次地想过出家,去一座庙里,隔绝这红尘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条可行的自救之路。我这样想,是想逃脱我所受的痛苦,而非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。具体是什么痛苦,我无法在这里一一道出。当然,不排除有些痛苦是假想的、夸大的,是杞人忧天式的,但肯定也有真实的、尖锐的,而且是多年以来无法解决的。我一次次地想,却没有一次付诸行动。这件事太复杂,但重要的一条是困惑和危机过去了,想法便暂时搁下。这里面有病理的因素,也有个人的软弱。

         也许,这才是生活,一个人自己的生活,它跟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,跟我们的感觉、思想、想象与对自身的认同相关,而非我们有意去旁观的、表面的、与自己隔膜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 我想,我们可以把生活分为两个部分: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,或者真实的生活和虚假的生活。公共生活也有真实的部分,但但不会太多,也不会逼真,总体而言属于虚假生活的范畴,比如上班、开会、参加活动,你真实吗?你能讲、敢讲真话吗?你有机会表达或敢于表达你的真实愿望吗?公共生活就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假面生活,现在是连传统的礼仪都谈不上了。然而,我们不能不参加,不能不坐班,它不仅仅关系到你的收入,还关系到你的身份、人际关系和未来,甚至在你排斥的同时也产生了依赖性。

       相比公共生活,个人生活可以归入真实生活的部分,但也不是都百分百地真实,比如你跟家人、跟孩子,能做到绝对真实么?特别是跟孩子,在孩子小时候,你明明知道是一套虚假的错误的东西,但你还是要求孩子去那样做。为什么?为将来适应社会。或许,只有隐私是绝对真实的,一个人在自己的空间,比如在卫生间、在床上。能不能把我们的书房当成一个人的卫生间、一个人的床,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。这之前我也没有想过。我想,好的作家就是这样,在你自己的书房里,你还怕什么?还回避什么?还需要遮掩什么?我们完全不需要把虚假的公共生活的那一套带进自己的书房,包括那些涉及公共生活太多的书籍、知识和鸡汤式自慰的东西。进了自己的书房,我们完全可以是赤身裸体的,写作完全可以是赤身裸体的。在这里,我们回到真实的生活,回到了真实的写作,也回到真实的自我。

         如今,交通的便利和自媒体的兴盛,各行各业的人都更容易抱成团。作家也不例外,各人有各人的圈子,每个地方有若干圈子,圈子与圈子之间又多有交集,文学活动和作品的交流翻了若干倍。我不说它的好处,我只说它对写作不利的地方——那就是个性、独特性越来越少,共性越来越多,作品千篇一律。所以,在文学创作中,交流是不是只有好处,我们写作的人都要自觉、都要警惕,尤其是对于年轻的作家。

       作家写什么?或者说文学写什么?当然是写生活。就是纯粹写景、写物,也是写生活,景与物进入了你的视野便也进入了你的生活——你的审美活动。就我有限的阅读,作家的书写都离不开这几个方面:首先是写自己,写童年,写出生地,写青春期、青春以及自身经历。这是记忆,是你过去的生活,但影响到你的现在。其次是写他人、他世界。这个范围很大、很广。比如托尔斯泰写、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题材与卡夫卡写的就不一样,俄罗斯作家写的和法国作家写的也不一样,民国时候的作家和当代的作家写的也有很大差异。今天,因为写作有时已经不是个人的事,有了作协、文学院、政府的组织和扶持,有五花八门的协会的组织和扶持,题材的选择上更多了目的性和功利性,出现了“选题”一说。特别是非虚构抛出之后,我们作家的很多写作已经被规划。被组织规划,也被自己规划。此外,阅读也是一种生活,包括采集、搜集资料,写阅读自然也是写生活。阅读往往能激发共鸣,唤起联想、良知,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,而不单是学习和借鉴一些技术性的东西。阅读如果能联系现实,联系自我,挖掘鲜活的生活,那么写阅读更是写生活了。不过,阅读和写阅读,很容易从书本到书本,炒书、炒史料、炒古人和名人的隐私——不可非议,这也是一种写作,也有它的价值。

       年轻的时候,我们总是在排斥本土的东西,不愿在自己的文章里用到一个方言和地名,觉得太老土;年轻的时候,我们的眼光总在远处、高处,言必欧美和世界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们开始把目光收回来,一点点收回,投向自己的脚下。写散文的,羌人六是个例外,他二十五岁上下便开始写自己的出生地,写门前的那一条河。通常,散文家都要在三十五岁过后才开始写故乡、写童年。诗人应该也是,蒋雪峰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福田坝的?小说家或许是个例外,他可以从第一篇或第一部就开始写他的出生地。没读过老安的小说(马上就读),但记得他好些小说的名字,秦村往事、我将不朽、断裂带、羞耻贴……他好像一直都在写一个地方,不敢说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出生地黄土,但很可能都是由黄土引出的。稍加分析,我们便可得知,眺望、仰望、遥望再好,时间久了,眼睛就会疲劳,颈脖子就会酸痛,就我们人类的视力,距离过远,确实看不清什么。作家大概到了三十多岁,眼睛就疲劳了,视力回收,开始看身边的东西、脚下的东西。前几年流行一句话,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,即也是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。没错,莫言写高密东北乡写到了斯德哥尔摩。高密东北乡是他的生活,写作本身也是他的生活,两种生活加在一起,成全了莫言。这很像旷工开矿、金夫子淘金,矿藏储存在那里了,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开采。

        年轻的时候脚是奔走的,眼睛定不下来,就是看到了脚下的土地也熟视无睹,更别指望有所发现了。心不在本土,便什么都不在,价值不认同,审美也不认同。上了一定年龄,遭受了一些挫折,晓得了自己的局限,脚收回来,眼睛收回来,也品得出方言的味道了,也会读小地名里的故事了。

然而,有一点——非常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你的脚到过外面的世界,你眺望、仰望、遥望过外面的世界了,你已经有了世界的眼光,有了普世的审美,这一点决定了回来之后的你,决定了你创作的基础分。我们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少作家、文艺家,为什么有的人穷其一生、用了很多功夫连句子都没有写好,连故事都没有讲好?我觉得除了天赋,就是缺少世界的眼光。

         我个人的生活是很狭窄的。小而言之居家。除了家人,就是与自己相处。与自己相处能省去很多事。大而言之,我的生活半径大致在涪江上游两百公里的范围内,如果算上江油、绵阳,便有三百多公里。包括涪江和涪江的几条支流。时间久了,已经与它们分不开。其实想来,原本就是这山水的一部分,生出,化去,一代代如此。我好像在哪篇随笔里写过,故乡、故土是一个可变的概念,从出生的一个小村庄可以扩大到一块大陆、一个国度。我个人的真实感受——很小的时候,走出村子就害怕,就觉得陌生、就想家,稍微长大点,可以走到邻村,走到公社,都不觉得害怕了,家乡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了方圆几公里的地方;再大一些,十二三岁进城读书,家乡的范围尚未扩大到县城,还觉得县城陌生,受人欺负了特别想家、想家里人。后来到了江油读书,包括工作后每次到了江油、绵阳,真是身在异乡啊,看见的平原、天空都是异乡的,坐在车上居然有种很特别的年轻的乡愁。人到中年,故乡扩展到了江油、绵阳,甚至成都也不再是异乡了,在成都住上十天半月,没一点身在异乡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非常神奇的。现在,无论走到哪里,差不多没有故乡的概念了,思乡或乡愁就更没有了——故乡失落了,无论作为实体还是精神的依靠,我们都不再需要了;另一方面,故乡的概念扩展到了整个地球,我们因为无法脱离地球而从未离开过故乡(不知道宇航员在空间站的真实感受)。

          感谢大家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7年9月29日于绵阳